有關青海古代曲藝的記載幾近于無。上溯最早的曲藝活動及其表演形式，約從明代開始。
明末清初也是青海各民族曲藝全面發(fā)展的時期。北方各地的一些唱曲類曲種逐步流入青海河湟一帶，使明末就已形成的“青海平弦(西寧賦子)”在唱腔音樂上得以進一步的豐富，并在此時出現(xiàn)了手抄的唱本，如清咸豐(1851年—1861年)年間成冊、含有“賦子”和“背工”等曲調的《羋建游宮》和《太子游四門》等。
清中葉以后，青海與內地的商貿活動更趨興旺，山、陜、京、津客商來往頻繁。內地的布匹、百貨大批涌入青海，西寧、樂都、湟源等地迅速成為繁華的商業(yè)城鎮(zhèn)�？偷�、貨棧、戲院等也隨之興盛起來。城鎮(zhèn)的曲藝演出借著商業(yè)的繁盛與娛樂場所的增多也更加頻繁起來。其時，陜西的曲子傳入青海，并在西寧及附近諸縣流行。后來逐步擴展，還流行于海西、海北、海南等地。演唱者既有陜西籍及其他省籍的曲藝藝人，也有當?shù)乇姸嗟膼酆谜�。陜西曲子傳入青海以后，在長期的流變中，受青海地方語音、民間音樂、人文習俗以及歷史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，曲種原貌在青海當?shù)匕l(fā)生了很大變化。最明顯的是語音的地方化：早期藝人多模仿陜西口音，從張海成、郭福堂的下一代弟子開始，青海方言和語音逐漸代替了陜西方言和語音。二是唱腔曲牌的變異：陜西曲子在當?shù)氐牧鱾髦性黾恿艘恍┬虑�，如落雁、菊悲、催字等，有些曲牌的名稱和結構相同但旋律有明顯變異，如崗調、西京、銀鈕絲、剪靛花等，還有些曲牌雖然名稱相同，但結構與旋律卻相去陜西曲子甚遠，如一串鈴等。從而逐漸演變成為具有青海地方特點的曲種，稱為“青海越弦”。
同時，隨著陜西曲子在青海的流傳，采用大蓮花曲牌單曲演唱風趣小段的形式也逐漸時興，并逐步發(fā)展，形成一個獨立曲種“攪兒”，又稱“打攪兒”。
清代中晚期，甘肅的河州賢孝藝人，大量來青海賣藝。嘉慶年間(1796年—1820年)，甘肅永靖縣堿土鄉(xiāng)劉魏家村的河州賢孝藝人劉德明，來青海民和等地賣藝，演出的節(jié)目有《施公案》《三國演義》《五鼠鬧東京》《燕青打擂》等百余部。所用的唱腔曲調有述音、哭音、賦唱等。到了道光年間(1821年—1850年)，甘肅臨夏縣八洞鄉(xiāng)藝人康正義，積石縣藝人海正威、馬正福、善光財、何玉清等，也先后來到青海的循化、貴德等地賣藝，其中善光財于道光二十八年(1848年)來青海時演唱的河州賢孝，曾風靡一時。約在道光末年，河州賢孝藝人康尚德，人稱康先生，也多次來西寧設攤賣藝。這一時期河州賢孝藝人在西寧一帶及河湟地區(qū)演出的節(jié)目，還有《頂嘴丫頭》和《陽歡樂》等。河州賢孝在青海流傳的另一個結果，是演變形成了具有青海地方特色的獨立曲種“西寧賢孝”。
到了清末，青海的漢族曲種經過長期的融合演變和發(fā)展，已有相當?shù)囊?guī)模和市場。社會慈善機構“養(yǎng)濟院”培養(yǎng)出來的盲藝人，一度成為許多曲種如西寧賢孝、下弦和青海道情等的表演主力。其間，西寧及附近各縣鄉(xiāng)村的曲藝自樂班也大量出現(xiàn)。許多短小的曲藝節(jié)目，如《張連賣布》《李彥貴賣水》《花亭相會》等，在這些班社中以曲藝和小戲兩種形式同時流行：一人演唱為曲，三五人化妝表演為戲。與此同時，西寧街頭在每年的春節(jié)，還有“西寧太平歌”的演唱活動，曲目內容多為三國故事，如《六出祁山》《三顧茅廬》等，兩方競唱，勝者為榮。(節(jié)選自《中國曲藝志·青海卷》)
